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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奈保尔眼中的格雷厄姆·格林（一）

青年奈保尔眼中的格雷厄姆·格林（二）

四五十岁时，我感到抑郁。在此之前，则是狂躁。现在人到中年，我的抑郁症变得缓和一些了。

格林先生最近的几部作品就是以昂蒂布为背景的。当我们走进餐厅吃晚饭时，我感到很熟悉。堡垒被遗弃了，“格里马尔迪城堡中消瘦的雕像”——毕加索博物馆——灯火辉煌。但那儿有一个惊喜。“在那座房子里，”格林先生说着，在一座高大而又时尚的房屋前面停了下来，他的身影在黑暗中模糊不清，“住着保罗•加利科先生，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加拿大人。”

餐厅里空荡荡的，只有男女侍者等在那里。工作台上放着半份橙子馅饼；这是格林先生最爱的食物之一。这家餐厅是他在昂蒂布经常光顾的两家餐厅之一。我记得他会在公寓里做些小菜。我们去了内室，侍者把鱼放在一块木板上向我们展示。享受完尼斯沙拉和一杯葡萄酒后，鱼再次出现了，这次是熟的。

格林先生考虑了一下，没有否认他最近的作品中有一个值得庆贺的迹象。他认为其中可能有个人原因：“四五十岁时，我感到抑郁。在此之前，则是狂躁。现在人到中年，我的抑郁症变得缓和一些了。”

我们谈到成功，关于这个话题格林先生写了很多：成功不仅仅意味着金钱，还会给文学使命带上荣耀的光环，同时腐蚀它。他把亨利•詹姆斯的失败写成了詹姆斯的好运。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恐惧，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他从《米兰的毒蛇》中发现的“与成功相伴的厄运感——一种钟摆即将摆动的感觉”。这位作家正等待着一个特别的厄运。

1940年，三十多岁时的格雷厄姆·格林

在他27岁时完成的小说《斯坦布尔列车》里，有一个很滑稽的角色——一名成功的作家，Q. C. 萨沃里，也是一位前布商的助手。他在6年内成功售出了10万册书，此次登上“东方快车”是为下一本书搜集材料，准备幽默地讲述一名伦敦烟商的异域冒险。一名女记者来到这个车厢并表示希望采访他。女记者的请求不怀好意，但萨沃里沉浸于他的成功作家的表演，不知道女记者其实憎恨他的成功，憎恨他是那个“被采访的人”，并且想羞辱他。而她不了解的是，他已经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了，随时都要崩溃，“被一种异己的个性烦扰”。

格林先生不记得Q. C. 萨沃里，但跟他提起这个角色时，他挺高兴。这个滑稽的人物说明了很多。他本人也曾试图从成功作家的角色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普通人。他从未邀请外界对他进行个人宣传，也几乎没有接受过采访。如果对成功的恐惧不再是害怕运气难以持久，那就仍然是害怕成为另类，害怕被孤立。

直到战后，格林先生才有了突破。他的第一本小说卖出了8000本，但之后的书就不那么好了。十年后的第一本书《权力与荣耀》，在第一次印刷时只印了3500册。1966年出版的《喜剧演员》卖出6万册。去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借夫记》（1967）卖出25000册。在美国，他的平均销售册数为14000册；若被读书俱乐部选中，这个数字将增长到40000。

关于鸦片和大麻的大惊小怪简直不可理喻——不列颠之战就是靠安非他命赢下来的。

格林先生在列出这些人物时笑了。但是当他谈到“缓和”的时候，却是非常认真的:“坐出租车，而不是巴士或地铁，是一种‘缓和’；去旅行，去实验，也是一种‘缓和’。理想状态是如乔治·艾略特所言：‘我希望能够赚到足够的钱 不要被它影响。’—— 或者含义与之相似的话。”

橙子馅饼端了上来。过了一会儿，喝完咖啡后，女侍者把我们的大衣送了过来，搭在椅背上——这次会面行将结束。 我们在老城的狭窄小巷里走了一小会儿，路边停着很多车。但戴高乐广场空空荡荡，我找不到出租车把我带回尼斯。于是我们一路走到火车站，格林先生陪着我，等待米斯特拉尔快车的到来。

他说：“几天前海地的革命者来看我，他们说要坐九点五十的火车离开，所以我们吃了晚餐之后才到这，但火车已经在八点五十的时候开走了。我想：‘如果你连坐火车出行都安排不好，又何谈去组织一场革命？’”

第二天11点左右，我再次登门拜访时，格林先生正要下楼去取信件。他的穿着打扮和我们昨天见面时一模一样——昨晚回家后他服用了安眠药，匆忙入睡。 他说现在感觉头还是有点沉重。大桌子上的文件夹打开着，显然他正在继续创作他的“消遣”。

大页的无线活页纸上，字迹密密麻麻。每行写到中间时便会开始倾斜。每个字母都写得很小，最后一笔拖出一个“长尾巴”，泄露了他《内心人》中的主人公特征的由来。格林先生说，他曾听说字母拖长的尾巴暗示着敏感的性格。这些小小的字母，每个都是单独分开的，有时是不相连的笔画组成的。字母“i”甚至简化为两个点，以至于很难辨认。原稿完成后，格林先生会用口述录音机将它们录下来——甚至对稿件的清样也会这样来一遍。

正在倒酒的格雷厄姆·格林 1954

格雷厄姆·格林式的小说结构总是四平八稳，细细分为卷、部、章、节。 令我着迷的是，在创作过程中格林先生能够在每个章节中进行细致周到的描写。格林的小说是类型化的。它往往从危机和行动成熟的时刻开始，通过相互衔接的场景，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一切都相互关联，一切将得到呈现。采用这样的方法，小说的开头便极为重要。格林先生曾在文章中写道，他不得不放弃三本小说，只因为小说的开头没有写好。

他和我谈起了《问题的核心》。这部小说讲述了一名西非殖民地的警察被自己的同情毁灭的故事。这部小说创作于战后。格林先生的视觉记忆很差，而且战时他在西非服役期间没有作任何笔记。

“这部小说的开头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下面街道上的另一个人物。”

威尔逊坐在贝德福德酒店的阳台上，裸露出来的白里泛红的膝盖顶着铁栏杆。——《问题的核心》第一章

“当时，关于那个阳台的想法已经让我冥思苦想好几个月了，我构思着这个人物，想象着他从阳台上看着警署副专员走在街道下面。” 格林先生慢慢把手伸向前方，示意专员正在走路。“在这个场景中，两个念头争执不下。那里有一本小说，还有一个我想写的侦探故事，那个故事里你知道凶手是谁，但是你不知道侦探是谁。所以会有警局专员在街上走，而军情五处的男子在阳台上看着他。”

一只秃鹫扇动着翅膀，在铁皮屋顶上走动了两步；威尔逊的目光投向斯考比。他顺着这个陌生人的指点，不怎么感兴趣地望过去，他觉得这个单独地走在邦德街上的身材粗矮、头发灰白的男人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问题的核心》第一章

“我决定写这部小说，但侦探元素仍然存在。阳台上的人物看着街上的另一个人物：这对我似乎很重要。”

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时刻之一：记忆已被刻上了一个小小的伤疤，只要几种事情同时出现，这伤口就要发疼——中午的杜松子酒味、阳台下的花香、波纹铁皮屋顶的叮当响声，一只丑陋的大鸟拍着翅膀移到另一个栖息的地方。——《问题的核心》第一章

我希望，当现在这股间谍小说的流行风潮结束后，自己能写一本书，将军情五处作为大反派——而不是俄罗斯人或中国人。或许可以写成‘对背叛的深入研究’。

他战后的作品几乎都是外国题材——只有一部除外。 格林先生说，不过是事情恰巧如此，并不是有意为之，他以英国为背景的故事还远未结束。“我希望，当现在这股间谍小说的流行风潮结束后，自己能写一本书，将军情五处——而不是俄罗斯人或中国人——作为大反派。这个故事将以英格兰为舞台，或许可以写成‘对背叛的深入研究’。 但是他认为，在一个更加国际化的世界里，很难再有像托马斯·哈代这样的作家，定居在一个地方，只写这个地方。“我想飞机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

15年前，他曾写过英格兰的“社会空缺”对亨利·格林和艾维·康普顿-伯内特等作家的影响。当年的这个观察与其如今研究的那些被埋没的优秀英国小说的研究不无关联。他觉得小说会有新的方向。“如今写得最好的小说当数科幻小说，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而且我们可以洞察其原因。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在《灾区》一书中描述的可怕场景正向我们逼近。”

《这里是战场》（It’s a Battlefield，1934）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格林先生的一个梦，这个梦还激发了他另一部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的灵感。午饭时，格林先生带我去了另外一家他常去的、更加拥挤的餐馆，其间他谈到了运气。

“我前些天去了以色列，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什么可写的，我不会写关于那些圣地的事情。然后发生了这次炮击，这就是我的故事。就像那次亚历山大·科尔达派我到维也纳待了三个星期，也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以为科尔达这笔钱算是白花了，随即在我离开前的两天，有人告诉我那里有贩卖稀释过的青霉素的勾当，离开的前一天英国公使馆来人把我带到了下水道，这两个想法拼合到一起，便有了《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1950）。”

《第三个人》（1949）剧照，奥逊·威尔斯主演，格雷厄姆·格林编剧。

是科尔达把格林先生第一次带到了赌桌上。“那是在开战之前，他给了我一些钱去赌，我让它翻了一倍，然后把他给我的钱还了回去。前不久我在45分钟里赚了300英镑，我通常会留出固定的一笔钱。我把赢来的钱放在一个口袋里，当另一个口袋变空的时候停下来。我也喜欢在证券交易上赌博，不要听从银行的建议，只要你买了他们建议买的证券，它马上就会下跌，同样的，也不要听经纪人的话。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我把自己的大脑想象成一台电脑，我不研究财务报表，但某个名字往往会逐渐开始引起我的兴趣。”

我们又喝了半瓶酒，然后谈到了兴奋剂。我说我在烟草中获得的乐趣越来越少，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来代替它。格林先生说：“我认为你已经准备好试试鸦片了。” 他补充说：“关于鸦片和大麻的大惊小怪简直不可理喻——不列颠之战就是靠安非他命赢下来的。”

他谈到了他在伦敦、大溪地和印度支那尝试鸦片的体验。“你睡去，然后醒来，感觉你已经休息了一整夜，但是只有半个小时过去；然后你再度沉睡过去，15分钟后醒来，再次觉得你已经休息了一整晚。” 他认为鸦片应该被提供给每个50岁以上的人。不需要复杂的官僚手续，但可以予以适当的监督。他决定和我一起开车去尼斯。我们回到公寓，收拾了一下他的信件。“圣诞贺卡，我从来都没寄过，你呢？”他拆开信件后，会直接把信封扔进废纸篓。

迈克尔·凯恩饰演的托马斯·福勒，一名沉溺于鸦片的驻西贡记者。《安静的美国人》（2002）剧照。

“还有这些背后没有笔记的，这意味着你必须回信。这些是关于法国知识分子的一些事情。这些是关于希腊囚犯的。”

趁格林先生正在读了一封私人信件时，我研究了一下打印的清样。几分钟后，他看完信，脸上写满了忧愁。这封信是关于他儿子的：他在印度支那感染了疟疾。

“这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对子女的担心。你会想当他们成熟，独立生活后，你能少担心些，但是你不会。”

我们上路之后，中途经过昂蒂布和尼斯之间的度假旅馆和汽车旅馆时，他的精神才稍微振奋了一些。

“这种城市的扩张很可怕，但是在那些山上，”他指着左边，“是中世纪的城镇，如今挤满了古董店和女同性恋。”

后来，V.S.奈保尔回忆这次采访时：

那时我住在伦敦南部斯托克韦尔，正在家里闷头创作《失落的黄金国》（The Loss of El Dorado，1969）。我并不愿意接手这个采访：我不在乎格林战后的作品，但我也不知如何推掉这个棘手的难题。我告诉了约翰·安斯蒂——杂志社那个难缠的编辑——我不想做这件事。他说：“已经没有退路了，格林已经同意接受采访，因为我们告诉他将由你来采访他。”

所以我去了。我非常紧张。为了在采访当天能顺利找对地方，我提前从尼斯出发到昂蒂布转了一遭。采访历时两天。我记得晚上回去的时候，尼斯的妓女之多令人印象深刻，她们散发着刚刚性交完的腥臊味，十英尺之外就能闻到。

格林试图“修补”采访的某些部分。我觉得，他似乎有意在一些道德问题上语出惊人，只为增加抑或博得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声。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63岁），他有一种自我表达的欲望。比如，他谈到，香港码头的妓女会乘着小船招徕顾客。我没有用那个。在我看来，那对每个人来说都过于屈辱。他还谈到了菲尔比、《第三个人》和他自己的间谍活动。这些素材我也都没有采用，它们并不令我感兴趣。

我没有提到出现在昂蒂布公寓的那位中年法国妇女。他说他不想提及。（安东尼·鲍威尔的妻子维奥莱·鲍威尔后来告诉我，她能从我写的东西中感受到那个女人的存在。）那个女人的女儿惹了些麻烦。她在尼斯或者昂蒂布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格林非常生气地告诉那位法国女人，说那个男人现在已经遭到警告，如果再不停止那些事的话，警察会上门去找他。

在这两天里，我渐渐喜欢上了格林，并希望在我所写的东西中对他有好一些。归根结底我还是希望能够尊重他。我认为自己做到了，因为我没有对他的小说做任何评判。（我希望自己能像在七十年代早期，对年轻的大卫·霍克尼的作品所做的那样：只写下关于这个人的文章，而把评判留给媒体评论家们。）

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格林。他不同意我对公寓里家具的描述。我将其形容为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他给我的回信中说那里“从来没装修过”。但是我的意思是装饰，这就是它在杂志里出现的样子。

他发现我对他的作品有所保留，尽管我非常小心地不让真实想法流露出来。他的愤怒压抑了两年，然后在1969年（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我处于绝望而且极其脆弱的境地，差一点就要放弃了），他在给《观察家》的文章中评论说，我的《失落黄金国》和《模仿者》（The Mimic Men）写得不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