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饮的格雷厄姆·格林 1954

在法国的中产阶级身上，你看不到一丁点儿的势利傲慢之气。 在这里，出租车司机会叫你“先生”， 你也会叫他“先生”。对我来说，这很有吸引力。

格林先生到过殖民时期的法属印度支那，去过卡斯特罗掌权前的古巴，还有比利时撤离前的刚果。他有着传奇般的新闻嗅觉——这要归功于他对报纸的深入研究。 “我一直很喜欢阅读报纸，我的敌人可能会攻击我，说我的构思都来自神学作品和报纸。” 在昂蒂布，他订阅了三份伦敦日报和周报，还会读当地的《尼斯晨报》。

他研究这个世界，但不抱多少希望。 他自称是“左翼”，但这个“左翼”的定义是个人化的。非洲让他感到沮丧，他认为非洲需要再经过一个百年的殖民统治。他对比利时的撤离颇有微词。“我不明白，时至今日我们何不对非洲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不援助，也不干涉，什么都不做。”（但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说1月份访问塞拉利昂时的所见所闻极大地改变了他的想法。“这开阔了我的思路，使我认识到殖民主义是何等地固步自封。这个地方虽然依旧贫穷，却已开放于这个世界。这里有做面包师和建筑师的意大利人，有西西里渔民，甚至还有中国人在这里种水稻，这在殖民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众所周知，他对美国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政策颇为不屑。“越南战争不仅骇人听闻，而且愚蠢透顶——它让正在走向分裂的共产主义世界重新团结了起来。美国这样的超级强权与超级愚蠢的复合体简直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他总是对那些充满热情与理想主义的行为心向往之——比如他在古巴和以色列所看到的那些—— “从希斯（疑指时任保守党党魁的爱德华·希斯）或者威尔逊身上我看不到这些，你觉得呢？”

 “我不明白，时至今日我们何不对非洲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不援助，也不干涉，什么都不做。 ”

 “那时候我开始讨厌墨西哥人了。” 这句话来自他写作于30岁时的一本旅行书：格林先生从未隐藏过他的反感。时至今日谈话中其口吻也依然如故。“我在1948年去了摩洛哥，我讨厌那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我都不喜欢。”对印度和东方的宗教他同样漠不关心。“我不想去加德满都，印度地区只有迈索尔对我还算有点吸引力。”

不过这也只是因为R.K.纳拉扬——一位格林先生钦佩的印度漫画小说家——住在迈索尔。 格林先生曾于1935年，慧眼识珠地将纳拉扬的第一部小说推荐给伦敦的一位出版人。而他们第一次真正见面则是在差不多十年前。这份友谊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纳拉扬是个独身主义者，素食主义者，还是一个滴酒不沾的禁酒主义者，对政治也毫不关心，中年之后更是作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转向梵文研究——而格林先生对印度教没有丝毫兴趣。

而正是经由纳拉扬介绍，格林先生几年前接受了一位印度占星师的占星算命。

 “占卜的语言非常华丽。他预言我母亲将会在两个月内死去——可我只给了他我母亲的出生日期。他说女王将给我授勋。他说的话大致就是这样一种风格。他还说，我开车从来不会出事——这个预测的角度可真够刁钻的。他认为我会在60岁到100岁之间死去——相当‘精确’的一个范围——但感觉我会在72岁时死去。在回程时死于海上——这倒是合乎情理——溺水身亡，但不是直接溺死在水里，我的肺将会以某种未知的方式窒息，三到四个小时后才死去。我倒是不介意这些。” 他半开玩笑地补充道，“这将让我与上帝和解。”

1968年与格林会面时的奈保尔

格雷厄姆·格林是我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时，第一个大批量阅读其作品的作家。我发现写作不仅关乎意愿，其过程更像是一连串可控的甜蜜意外。在我看来，格林先生那时的著作中，这种意外和幸运最为密集的，当数《密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1939）。那时我几乎可以肯定，它的创作过程一定充满了乐趣。

后来我才得知——当然现在已不再惊讶——这本书中所呈现的狂暴情绪是真实的， 它的创作过程与《布莱顿棒糖》（Brighton Rock，1938）重叠，格林先生在短短六周时间里完成了这部小说，其间甚至不惜借助毒品来刺激自己——只为给他的家庭提供一些经济保障，以备战时之需。写完这本书之后，他足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缓过劲来。

关于这本书，格林先生已记不起多少细节，只有那痛苦的写作过程依然历历在目。如果我猜测的不错，伴随着他的创作过程，近来他已经越来越多地将写作视作一种痛苦。

 “焦虑总是与生活如影随形——这句话是关键。对一个人来说，写作很少是一种享受——虽然一个月里也许会有那么一两次感觉自己做得很好。相对而言修改更富乐趣。在战争期间，我发现它是一种很好的放松，能够帮你重新回归工作——而且有着十足正当的理由。”

1947年，理查德·阿滕伯勒在电影《布莱顿棒糖》中的剧照。格林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在服用安非他命。

痛苦一部分来自于“无所作为的长期绝望”—— 这句话出自《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A Burnt-Out Case，1960）的献词。在最近的一个故事中，这句话又出现了，但有所变化——“绝望”变成了“失败”。

“不，不。‘失败’不过是一个引用错误，它来自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拙画家》（Dauber），我一直很喜欢那首诗。”格林先生认为这个词很贴切。“你对自己写的东西满意吗？”他问我。

他的前五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幸存下来，即《内心人》（The Man Within，1929）。 “前一段时间我试着重写它，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它失去了原有的闪光之处。”他在道德主题方面最好的小说《布莱顿棒糖》叙述过于直白，对《喜剧演员》他也有所保留。“（《喜剧演员》中描述的）政治形势是准确无误的。但是我感觉我对海地人民的生活和风俗的了解还很肤浅。” 这本书写得很艰难，他认为这也是能看出来的。写完 《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之后，他觉得自己已无力再撑起一部小说。开始创作《喜剧演员》时，他为自己设定了每天早上写200字的目标。很快他就能写500字了，但是一开始他需要一个容易达成的目标，以鼓舞自己写下去。

在后来更为个人化的作品中，一些人物总是反复出现——艺术家、作家、建筑师、珠宝商——他们彼此的共同点是职业生涯已几近结束，丧失了性欲与激情，只剩“继续苟且过活”。 书中透露出的情绪不是悲伤，而是某种释怀。“‘大功告成’（Exegi monumentum），我已完成了自己的里程碑——那就是近来每一部小说的拉丁印记。”

1957年格雷厄姆·格林在BBC广播电台

“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不过是学生时代的拉丁文。我喜欢它的发音，所以喜欢用‘大功告成’（Exegi monumentum）这样的字眼，它让我想到砖，” 格林先生挥手做出一个手势， “使我想到雕刻在砖上的文字。”

但这样的诗句往往只是情绪的缩影，而格林先生的心情已归于平静——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他的书已经写完了，已经写了三十本书。“今天，当你想到活力的时候，会记不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每九个月就能写一本书。”

一个作家没有自己的秘密。格林持续的成功以及他面对批评时的自信，也丝毫影响不到他对自己作品的冷静评判。 “同样的事情一遍遍重复，会让人乏味。” 他右手做了一个缓慢而疏离的手势，“人们不会喜欢以这种方式来解读自己，你觉得呢？总是让人觉得自己像个喜剧演员。”

不过，有些事情他还是很乐意去回忆的。 其中之一便是威廉·福克纳对《恋情的终结》的高度赞扬。 “不知为何，你很难想象福克纳会读这样的书，海明威倒是有可能会读，他什么都读，而且什么都不入他的法眼。”还有博纳米·多布里（Bonamy Dobrée，英国学者）在1935年对《英国造就我》（England Made Me，1935）的评论。“他评价我是一个‘滑稽作家’，他是第一个这么评论的人，我是真被他逗乐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