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奈保尔眼中的格雷厄姆·格林(一)

2017年12月18日 15:52  综合出版    233    收藏

本文原载于1968年《电讯报》。为纪念格雷厄姆·格林逝世25周年, 2016年11月《电讯报》重新刊载了这篇旧文。作者V.S. 奈保尔曾与格林在法国南部短暂地相聚两日,格林谈到了很多令其印象深刻的事情。在青年奈保尔不乏崇拜的目光中,格林究竟是怎样的形象?互文将分三期翻译整理此文,以飨读者。(V.S.奈保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本文中的“我”即当时年轻的奈保尔。)


格雷厄姆·格林住在法国已经两年了。对这位作家来说,法国税务当局不像英国那么苛刻,法郎用起来也很方便——这让旅行变得简单,而旅行在时年已63岁的格雷厄姆·格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那种生活在边境上的感觉。


他一直是一位政治作家,对各种国际大事抱有兴趣。战前,他的“边境”仅限于欧洲之内,如今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处。我见到格林时,他刚从塞拉利昂度假归来,正计划着他的复活节旅行,准备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圣基茨和安圭拉岛。虽然旅居国外,但他仍然自认为是地道的英国人。尽管他偶尔会感叹维多利亚时代的宁静已经逝去,但就像《喜剧演员》的叙事者一样,他仍然希望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仍然能着眼于整个世界。


格林先生在法国有两栋公寓,一个在巴黎,另一个在昂蒂布。昂蒂布那一座,也就是我们的会面的地方,位于一座现代建筑的四楼。滑动玻璃门隔开了阳台和起居室,外面的海港景色一览无遗。沃邦的城堡,防波堤,游艇的桅杆。向左望去,远远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白点矗立在费拉角上,那是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那座没有卖出去的公寓,价值36万英镑——那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法国南部的生活,与格林这座简单朴素,满是斯堪的纳维亚风格陈设的起居室相映成趣。格林起居室里颇为惹眼的一个特点,是那个巨大的圆柱形废纸篓——品红边,黄铜带,黑色软垫的盖子。 它站在格林先生既作书桌又作餐桌的大桌子旁边。现在格林一周里只有几个早晨会坐在这张桌前,面对着窗外的风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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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在昂蒂布的公寓


我到达时刚过晚上七点。 格林先生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和一件宽松的斜纹软呢外套,正进行他的餐前小酌。 除了一个合着的黄色文件夹,桌上空无一物。 格林先生说,他正在创作一个“娱乐”,但进展不尽如人意。 他坦然承认,计划中的西非之旅让他分心了。他可以闲暇时再写完这部“娱乐”小说。 另外还有一本新书几近完成,那是本自传,一直写到他24岁出版第一部小说为止。 “从那之后,可以说我的生活就在我的书里。”


格林先生说话语速缓慢,喜欢辅以各种小手势。他最近的一些小说中出现的中年男人,往往有着某些生理缺陷。 但我一直怀疑这不过是一种保护性的自我讽刺,而这种怀疑在见到格林本人时得到了证实。他瘦高身材,动作优雅,表情丰富——每一分情绪都清晰地流露在脸上。从中我所能捕捉到的更多的是幽默和兴趣,而不是忧郁或刺激。


格林先生的照片都在巴黎。 在昂蒂布起居室,他只有三幅古巴人的画作。其中两幅是由同一个抽象派艺术家创作的,精致而忧郁。 另一幅则是色调明快热烈的花卉,这是来自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礼物,背面有他的亲笔题词。公寓、家具、画作都是多国主义大杂烩,并称不上别具一格——如果没有那些藏书的话。


“1948年我去了摩洛哥。我讨厌那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我都不喜欢。”


格林的藏书占据了整整两个墙面。一面墙上是格林先生所青睐的年轻作家的书,分成两类:有作者签名的,以及没有作者签名的。另一面墙上的藏书则更具个人色彩。比如企鹅版《失去的童年》(The Lost Childhood, 1951,格林早期随笔集),内封和目录页上都有他手写的笔记——去芜存菁,加入新内容。还有他羞于提起的早期的两本著作——《行动之名》(The Name of Action)和《黄昏的谣言》(Rumour at Nightfall)——的美国版,谈及它们格林只愿讨论书名——喜欢前一个,而不喜欢后一个。


其中也不乏格林先生自己“失去的童年”——那些他在著作中无数次提到过的阅读经历——安东尼•霍普、赖德•哈格德和斯坦利•威曼的作品,这些大部头装帧古雅,放置在一整架“世界经典系列”的下方。其中的《所罗门王的宝藏》,曾在19岁的格林心中激起加入尼日利亚海军的梦想——他对非洲“这片轮廓形似人类心脏,未被探索过的空旷的大陆”产生兴趣,最初也是因为这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米兰的毒蛇》让14岁的他从此立志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还有更早的,吉尔森上校的《私人飞机》。“这是本关键的书,”格林先生用他修长的手指取下这本书,向我展示着这本儿童读物,“有着醒目的彩色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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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油画肖像 安东尼·帕利瑟作 1981.3


战争让格林先生旅行的愿望愈发强烈——“为了能够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而正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开始意识到英格兰有多么狭小。这里的政治眼光越来越狭隘,让他感到沮丧,而媚上欺下的风气也让他觉得这个福利国度并没有改变。


 “然后,十年来天天为我工作的那位女士去世了,我突然失去了安全感。如果她还在,我可能不会那么轻易就离开。不过,如果是放在现在,由于货币的限制,我可能就无法离开了。你看,正是这种威胁迫使我在这座小岛上耗费越来越多的时间。”


在法国生活更加便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不那么让人沮丧。“在法国,在比亚里茨这样的地方,也有势利小人的圈子;但在法国的中产阶级里,我没有发现这种风气。出租车司机会叫你‘先生’,你也会叫他‘先生’,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不过,我离开英格兰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改变。”


法国的政治具有不确定性,但格林先生不在乎这些;这是边境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一个方面。此外,法国的政治更具有戏剧性,圈子也更大。1958年戴高乐将军执政前,格林先生曾去参加将军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他没有任务,也没有通行证,他去只是因为感兴趣,也没有人阻止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