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住在法国已经两年了。对这位作家来说，法国税务当局不像英国那么苛刻，法郎用起来也很方便——这让旅行变得简单，而旅行在时年已63岁的格雷厄姆·格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那种生活在边境上的感觉。

他一直是一位政治作家，对各种国际大事抱有兴趣。战前，他的“边境”仅限于欧洲之内，如今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处。我见到格林时，他刚从塞拉利昂度假归来，正计划着他的复活节旅行，准备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圣基茨和安圭拉岛。虽然旅居国外，但他仍然自认为是地道的英国人。尽管他偶尔会感叹维多利亚时代的宁静已经逝去，但就像《喜剧演员》的叙事者一样，他仍然希望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仍然能着眼于整个世界。

格林先生在法国有两栋公寓，一个在巴黎，另一个在昂蒂布。昂蒂布那一座，也就是我们的会面的地方，位于一座现代建筑的四楼。滑动玻璃门隔开了阳台和起居室，外面的海港景色一览无遗。沃邦的城堡，防波堤，游艇的桅杆。向左望去，远远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白点矗立在费拉角上，那是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那座没有卖出去的公寓，价值36万英镑——那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法国南部的生活，与格林这座简单朴素，满是斯堪的纳维亚风格陈设的起居室相映成趣。格林起居室里颇为惹眼的一个特点，是那个巨大的圆柱形废纸篓——品红边，黄铜带，黑色软垫的盖子。 它站在格林先生既作书桌又作餐桌的大桌子旁边。现在格林一周里只有几个早晨会坐在这张桌前，面对着窗外的风景写作。

格雷厄姆·格林在昂蒂布的公寓

我到达时刚过晚上七点。 格林先生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和一件宽松的斜纹软呢外套，正进行他的餐前小酌。 除了一个合着的黄色文件夹，桌上空无一物。 格林先生说，他正在创作一个“娱乐”，但进展不尽如人意。 他坦然承认，计划中的西非之旅让他分心了。他可以闲暇时再写完这部“娱乐”小说。 另外还有一本新书几近完成，那是本自传，一直写到他24岁出版第一部小说为止。 “从那之后，可以说我的生活就在我的书里。”

格林先生说话语速缓慢，喜欢辅以各种小手势。他最近的一些小说中出现的中年男人，往往有着某些生理缺陷。 但我一直怀疑这不过是一种保护性的自我讽刺，而这种怀疑在见到格林本人时得到了证实。他瘦高身材，动作优雅，表情丰富——每一分情绪都清晰地流露在脸上。从中我所能捕捉到的更多的是幽默和兴趣，而不是忧郁或刺激。

格林先生的照片都在巴黎。 在昂蒂布起居室，他只有三幅古巴人的画作。其中两幅是由同一个抽象派艺术家创作的，精致而忧郁。 另一幅则是色调明快热烈的花卉，这是来自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礼物，背面有他的亲笔题词。公寓、家具、画作都是多国主义大杂烩，并称不上别具一格——如果没有那些藏书的话。

“1948年我去了摩洛哥。我讨厌那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我都不喜欢。”

格林的藏书占据了整整两个墙面。一面墙上是格林先生所青睐的年轻作家的书，分成两类：有作者签名的，以及没有作者签名的。另一面墙上的藏书则更具个人色彩。比如企鹅版《失去的童年》（The Lost Childhood， 1951，格林早期随笔集），内封和目录页上都有他手写的笔记——去芜存菁，加入新内容。还有他羞于提起的早期的两本著作——《行动之名》（The Name of Action）和《黄昏的谣言》（Rumour at Nightfall）——的美国版，谈及它们格林只愿讨论书名——喜欢前一个，而不喜欢后一个。

其中也不乏格林先生自己“失去的童年”——那些他在著作中无数次提到过的阅读经历——安东尼•霍普、赖德•哈格德和斯坦利•威曼的作品，这些大部头装帧古雅，放置在一整架“世界经典系列”的下方。其中的《所罗门王的宝藏》，曾在19岁的格林心中激起加入尼日利亚海军的梦想——他对非洲“这片轮廓形似人类心脏，未被探索过的空旷的大陆”产生兴趣，最初也是因为这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米兰的毒蛇》让14岁的他从此立志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还有更早的，吉尔森上校的《私人飞机》。“这是本关键的书，”格林先生用他修长的手指取下这本书，向我展示着这本儿童读物，“有着醒目的彩色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