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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法革命开始，到 1963 年的动乱，再到 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伊朗四分五裂、流血冲突不断。导致这一切的不仅是政治，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属于存在主义。守旧派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反感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他们认为一切都源自于沙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及其父亲礼萨·汗。现在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其实在巴列维父子掌权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他们下台之后也没有结束。女性权利、少数民族权利、文化，这些是抗争的主要竞技场。在1963年那个关键的夏天，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们通过政治施压和外国势力的干涉，声讨沙王的生活方式：沙王的父亲命令女子不用戴面纱，沙王喜欢夜店，沙王养狗作为宠物（狗在伊斯兰教里被看作不洁）。他们还反对电影、音乐和小说，讽刺追求个人权益的观念。

政府在动乱面前撤退，10 月通过的法案被废除。但是沙王并没有打算投降。他很快提出一个新的、更加全面的议案，并且决定让其接受公民投票的考验。这个新的提案又称白色革命。白色革命包含了很多现代化举措：重新给农民分土地；给偏远的城镇和乡村建立识字组织；给予女性选举权，以及在议会和地方政府的被选举权；工业上实行股份制，让工人可以从工厂盈利中获益。这个计划得到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支持。有些人支持白色革命，认为它的基本举措进步积极；另一些人则认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能真的解决国家的问题。

1963 年 1 月 26 日被定为公民投票日。当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在 1953 年推翻摩萨台的政变中势力被减弱的时候，神职人员却在悄悄地寻求势力强大的传统商人和神学院的支持。1 月 23 日，霍梅尼的随众关掉了在集市的商店，以此表示抗议。紧接其后的是神职人员的游行和带有煽动性的讲道。警察和群众之间产生冲突，引发了在宗教城市库姆更为暴力的抗议。这些抗议最终导致神学院关闭。

很奇怪，亲身经历一个历史事件和事后回顾一个历史事件，非常不同。记忆中，那个春夏发生的许多事都集中在 6 月初的那几天，而一切在 6 月 5 日的暴动中达到顶峰。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这个时期的人，自然无法在那一刻预见它将来的意义。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狂乱的时刻，是偶然随机的各个瞬间，只有经过重新整理才能找出头绪。即使在那时候，我们也很清楚：最重要的事正在发生。那是我第一次察觉到传统主义和当代社会的罅隙，之前我一直把它们的并存看作是理所应当的。现在看来，它简直是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小型预演。

我对于传统穆斯林的印象，全来自父亲的家族。他们对于宗教事宜严格坚定，但是对于后辈们的学术尝试又非常宽容灵活。我的祖母对于她的孩子们给予同样的爱和包容，不管他们是不是信徒。我在伊斯法罕的堂姐妹们并不反对给女性投票权。她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当代女性，但是自愿选择了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每天都生活在这种悖论当中。而那种会把我母亲这样的女人称为妓女的人，根本不是我认识的人。

我们在德黑兰家里的聚会也充满了遍及整个国家的狂躁气氛。父亲比往常更忙。除了要履行市长职责，他还担任了“自由男女代表大会”的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帮助沙王的改革政策积聚更多民众的支持，同时拟出一份新内阁成员名单。这使我们与叔伯及堂兄弟们更加疏远，因为他们尽管不是极端的叛乱分子，但却反对沙王政府。母亲的咖啡时光，这时也遭到了门外异议人群的反对声的干扰。

什么是真正的伊朗，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不停地讨论这个话题。哪一个更合法：是撑起沙王权力的传统伊朗，还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严格遵守的伊斯兰教戒律？当我写下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一遍遍讨论的这些议题时，我也有我自己思考的问题：菲尔多西笔下感性的女人们和前伊斯兰教的英雄与国王们能够代表真正的伊朗吗？或者世纪之交的讽刺诗人伊拉吉·米尔扎，他为揭露神职人员和宗教的虚伪性所写的讽刺诗能够代表吗？诗人占星家奥马·海亚姆呢？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提倡人们喝酒、做爱，以此挑战生命的短暂无常。再看看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鲁米和海菲兹，他们可以代表吗？在他们不可思议的诗作中，处处可见他们为反对宗教权威所做的努力。

“永远不要信任狡猾的神职人员，他们完全是靠欺骗来讨生活的。”我听见这样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当沙王说要赋予女性选举权的时候，你竟然相信他的话？这个国家的男人有投票的自由吗？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究竟有几次自由的选举？”论辩就这样发生，一轮接着一轮，来来回回，并最终回到信任以及伊朗人民的浮躁性的问题上。他们这一刻热心地拥戴一个领导者，下一刻又转而支持其最大的敌手。追随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人所犯的暴行令很多人惊讶；他们成立自己的治安警察队，殴打没有戴面纱的女人，放火焚烧政府机构。

那个夏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记者麦士金的一句评论。我能记得那么清楚，或许是因为多年后我才明白其中的真相。他说：“令人惊讶的不是神职人员有多强大，而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世俗派就能完全占据我们的想象空间。”他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话变成事实，他几年后死于癌症。但是，即使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学术和文化领域仍然由世俗派和非宗教的精英人士主导。这是神职人员最脆弱的地带。世俗派通过这个领域，把和他们持续斗争的伊斯兰主义者作为管道，借此逐渐东山再起。

在一次类似的热烈讨论中，我第一次见到父母社交圈里新加进来的一个人。他有些秃顶，嗓音低沉，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我第一眼就不喜欢他。他过度肥胖，领带紧紧勒着脖子，圆圆的肚子简直像要把褶皱的白衬衫撑爆似的。他的眼睛令我印象深刻，从眼窝里凸出来，色迷迷地盯着我。他身上充满了邪恶的力量，仿佛恶魔的基因正急着从里面跑出来。我们叫他拉曼先生。

他是一个地毯商，声称自己能通灵：他可以召唤鬼魂，还可以通过《古兰经》预知未来。不久我就发现，他成了母亲的第一密友。父母经由母亲的一个亲戚认识他。一见到他，母亲就展开欢迎的笑脸，父亲的脸上则掠过一丝嘲讽。当拉曼先生见到我的时候，他立刻用双手握住我的手，时间之久让我有些不自在。“噢，这就是小姐，”他说，“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他的手湿湿黏黏的。我并不怕他，但是从心里讨厌他。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拉曼先生就像柴郡猫一般，不时出现又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父亲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他几次。“拉曼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注视我的手掌，”某一段父亲写道，“他就我的性格做了一些评价，然后开始讲我工作中的问题。他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我的死敌。他说沙王目前还站在我这边，并没有采信那些诽谤、谎言以及针对我的不实的报告。但是，斗争最终会以敌人的胜利而告终。所以，他劝我辞职。”父亲并不完全信任拉曼先生。他怀疑拉曼的评论并不是来自他的预言，而是因为他是萨瓦克（SAVAK）的秘密警察。萨瓦克是伊朗国家情报局。父亲在回忆录中指出，他因为和首相及内政部长皮拉斯特政见不同，已经提出过两次辞职。皮拉斯特主要责难父亲讨好毛拉 （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对伊斯兰领袖的尊称）。沙王坚决地拒绝了父亲的辞职申请，还强迫父亲的主要敌手皮拉斯特，在内阁首长面前向父亲道歉。

我不记得母亲和卡里伊先生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冲突的。那段时间，母亲被推荐为下届选举中的首位女性国会议员参选人，选举将在秋天开始。她会从科尔曼省开始，这是她出生的地方，也是纳菲西家族的发源地。突然间，她开始对沙王着迷。不能容忍任何一句对沙王的非议。“亲爱的娜扎特·克哈努姆，”卡里伊先生说，“知道么，你比你丈夫更不适合进入这个领域。”

母亲没有领会话里的好意，而是直接把这当作对她的蔑视。任何好话都无法改变这个情势。那晚迟些时候，父亲试图劝她，但她完全充耳不闻。从那天起直到几个月后父亲入狱，我们都没再见到卡里伊先生，不管是礼拜五，还是任何其他时间。不过，跟其他突然从我们生活中消失掉的朋友或者熟人一样，父亲私下里还是会和他偷偷见面。

父亲和很多神职人员关系都很好，特别是那些进步派。他没有理会首相让他与神职人员保持距离的“忠告”，参加了在阿亚图拉贝巴哈尼家举行的悼念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一个年轻的神职人员发表了毁谤沙王和政府的评论。首相告诉父亲，政府已经决定对抗议分子采取进一步措施，他要父亲不要干涉。他建议父亲保持低调，并命令他让所有的商铺在 6 月 5 日歇业一天，这正是霍梅尼及其随众选择大范围抗议和游行的日子。父亲没有听命。反之，他让商铺比平时更早开门，这样民众就可以提前储备必需品。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他还建立了应急中心，并提醒医院做好接纳抗议游行中受伤人员的准备。

6 月 5 日早上，我们一大早就起床了。父亲在黎明时分离开家。母亲因为无法用电话找到父亲，越来越不高兴。清晨的早些时候，市政局的司机来告诉母亲，父亲安好。但是因为四处奔波，无法给家里打电话。此时，父亲正在去消防局的路上，那儿是他临时新建的总部。

母亲也有自己的总部，我们家的客厅。一整天，人们进进出出，气喘吁吁地向她提供最新进展，咖啡壶一直在烧。弟弟和礼萨叔叔一早就离开家，去查看城里的情况。我待在家里，拿着一本书，不时出入客厅看看。母亲则一直待在客厅里，保持冷静的同时，默默传达着一种对父亲、城市及人民的担心与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她除了守住要塞，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外，还能做什么呢？她真的很担心父亲。就像善于观察的米娜阿姨说的那样，很多女人不爱自己的丈夫，但是装作很爱；但从没有哪个女人像母亲这样，明明很关心自己的丈夫，却顽固地坚称自己不在乎。

想着那天来的人，我深深惊叹他们的多样性。他们都是因为她才来的。她有一个奇怪的特征：任何人推荐，都不能劝服她去雇用某个人，看某个医生，或者找某个发型师，除非她自己喜欢这个人。她喜欢这些人，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赞同她的想法；另一部分，我想，则是因为他们懂得操控她，让她以为他们和她站在一边。不止她认识的人是这样，还有很多陌生人也是如此。他们会主动找上门，说他们在商店、出租车，或者公交车上遇到母亲，她邀请他们过来喝咖啡。

“你知道，我别无所求，只是想对你好,”阿麦·哈丹姆一边接过咖啡，一边说，“但这个工作除了让你痛苦外，不会有任何好处。”“你怎么能这么说？”母亲转过脸看着她说，“你一直是我的楷模。”阿麦·哈丹姆辩解说，她以前是一名教师，跟政府一点关系也没有。其他的女性候选人，都在某方面属于公众人物。“相信我，亲爱的娜扎特，如果我不是深信这份工作会给你带来麻烦，我是不会来找你谈的。”

母亲变得更强硬。“我真应该是个男人，”她摇着头说，“那样我就能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什么时候我才能做我天生就该做的事情呢？”“这跟你是个女人一点关系也没有，”阿麦·哈丹姆耐心地说，“我们的家族，不擅长政治。我希望阿莫德也能退出政坛。看看我哥哥赛德，他失宠了，也丢了工作。他的整个家庭都要跟着受苦。政治给我们带来厄运。”

在这点上，我和阿麦·哈丹姆意见一致。父亲曾经在私下里生气地跟我说，他根本无法劝母亲放弃选举。目前为止，她的名字已经进入沙王批准的名单里，只有经过这道程序才有资格成为参议院和国会候选人。在回忆录中，父亲解释说，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母亲缺乏从政经验，以及她不可捉摸的脾气。但母亲不这么看。她认为这是唯一能在公共领域证明自己的机会。后来，她又忘记她曾经对于参选国会议员的狂热，声称是父亲强迫她接受这个提名的。她甚至还编故事说，她曾见过沙王，并请求他让自己放弃选举。尽管沙王对她很和善，但是强调这是她丈夫的愿望。当我们对她撒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撒谎。但是，她撒谎时却很少知道自己在撒谎。她总是夸耀她会不计一切地保持诚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并没有说谎。

她们的谈话被父亲从火警队派来的信使打断。母亲很兴奋地把他请进屋，给他煮了一杯咖啡，问他各种问题。阿麦·哈丹姆找了个借口告辞离开了。三点左右，我们的牙医来了。他被迫提前关闭门诊。“现在一切都闹得不可收拾了，”他兴奋地说，“他们逮捕了哈吉·塔耶布！”德黑兰蔬菜市场的老大是抗议的积极组织者。结果，真正的地狱在十六年后才降临，但那一天让我们初步见识了地狱的样子。

中午时分，高莉来了。不久，诗瑞·克哈努姆也来了。过了一会儿，她们同时离开。那一天看起来冗长而没有尽头。我在客厅进进出出。每当门铃响起，就有新的人带来进一步的消息。抗议者已经袭击了法务部和内政部，目前正在向广播站行进。两百多个男人挥舞着木棍将首相家包围起来。进行传统体育比赛的祖克哈纳也被放了火。他们殴打没戴面纱的女人。在父亲去火警队之前，他们刚刚袭击过那里。政府向抗议者开枪，医院里满是死伤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

下午，米娜阿姨来了。她看起来气恼而激动（她一般不会这样）。“我花了一个小时，才从国会来到这里，”她一边说一边接过咖啡，“你根本无法相信外面有多乱。”她环顾了一遍屋子：“你知道阿莫德·汗在哪儿吗？我很担心他。他们说，街上所有的抗议者都有武器。还有更夸张的谣言说，英国人偷偷武装了一群伪毛拉，目的是刺杀主要的政治人物。”

母亲此刻非常有耐心，她噘起嘴唇说：“我肯定那是谣言。但我也很担心。可你认为有谁会听我的话呢？”过了一会儿，尽管事态紧张，她们还是不忘聊一聊熟人的八卦。“有人见到她跟上校见面了。”“她丈夫真的很傻。”“有些男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们有多蠢。”“确实。”母亲叹了一口气。

在她们讨论政治和性的过程中，母亲不时拿起电话，想要找父亲。但每次都带着同样隐忍、不高兴的表情回来。某一刻，她突然怒气冲冲。因为他们告诉她父亲去医院了，而医院和火警队附近非常危险。她嘟囔着说她如何请求父亲不要做这份工作，就算不为她着想，也为孩子们想想。“他确实爱他们，”她叹了口气，“不管我们说他什么，但终归知道他还是很爱孩子们的。”

晚上，母亲的焦虑已经很明显了。父亲没有给她打电话，这不像父亲的作风。门铃响起，几分钟后，拉曼先生走进来了。他把仆人挤到一边，眼睛瞪得很大，身上还是穿着那件永远不变的灰色皱西装。在厅里，他撞见了我。当时我手里拿本书，正在懒散地往卧室走去。“别动。”他冲向前，双手握住我的手。他的关注总是让我紧张。他不理睬穆罕默德，却总是找我。“我有事要做。”我说。“你没事。你就是在读一些无关紧要的书，我看得出来。但我需要你的帮助。”他在我耳边说，“你爸爸让我来劝你母亲。我需要你。”我说：“她从来不听我的。”“这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我。你在的话，能给我带来好运。这让我更有力量。”他说。

这时，母亲打开了客厅的门。“噢，拉曼！”她看起来很愉快，“你在这儿做什么？”“阿莫德·汗让我来的。我从他那边来。你们没看到外面发生的事，真是太幸运了。”母亲笑了，拉曼继续紧握着我的手，跟她去了会客室。“没有什么事是一杯咖啡不能释放的。”她笑着说。

“亲爱的娜扎特·克哈努姆，”当他在椅子上坐好后说，“前方很黑暗。你有一个很勇敢的丈夫……”看着母亲不赞同的神情，他立刻补上一句。“但也是个愚蠢的丈夫。我很同情你。你母亲，”他又看了看我说，“是这个家的支柱。没有她，你们该怎么办？”

我低着头，无比专注于手里的书，想要借此忽略他。他又用同样的问题去问米娜阿姨。但是米娜阿姨对此没有兴趣，她借口说时间已晚，快速离开了。

“他不能打电话，因为电话不安全，”拉曼解释说，“那么多人受伤了。神职人员全都是有备而来。亲爱的娜扎特·克哈努姆，这次抗议是经过精心算计和详细安排的事件。神职人员有自己的民兵团，他们拿着棍棒，到处放火。集市和人群中都是他们的党羽。数以百计的穿着白色罩衫的男人正从瓦拉明村庄向城市进发。他们袭击了那边的警察局。军队正在准备用火力对付他们。我要你知道他很安全——至少现在是。”他隐秘地加了一句：“我们劝他辞职，劝了多少次了？”

母亲说，她从一开始就不想要他做这份工作。“是的，这就是我今天跟他说的。到处都很危险。我看得见危险。”母亲递给我一杯咖啡，摇摇头。她问拉曼：“你在书里看到它了吗？”她指的是《古兰经》，拉曼声称能从其中接受上天的旨意。

“是的，我在书里看到过。但我也跟知情人谈过。感谢神让这个家里还有一个人是清醒的。今天我对你丈夫说，至少你很理智，不去参选国会议员。”

母亲怨恨地看了他一眼，我此时倒是产生了兴趣。“这跟我无关。”她冷冷地说。“我生在一个政治家庭。我的父亲曾参选国会议员，但是失败了。因为他的所谓的朋友们背叛了他。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塞非，”她有些结巴地说，“是首相的儿子。我曾经和米尔司普博士这一类的人物为伴，从我……”在这儿她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从我才十九岁时起就是如此。我曾经可以成为一个医生。但是现在那已经不可能了。”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但现在是很危险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相信我，我们需要你。你丈夫不属于任何一派，他孤身一人。”

“难道我总要为他的错误买单么？”她愤愤不平地说。然后，又用回归平静的声音问：“我要你查的事，有眉目了吗？”他们同时看向我，此刻我很想继续听下去，就假装在看书。“阿扎尔，”母亲说，“我需要和拉曼先生单独谈些事情。”“我又没有打扰你们。”我说。但我知道我只能离开。我拿起书，拖着脚步慢慢走出房间，躲开了拉曼先生，没有关门。

晚上十点左右，父亲回家了。我们全都筋疲力尽，好像我们亲身参与了事件一样。我无比担心，但我尽量不让母亲知道。每过一会儿，我就去门外看看。我和每一个来家里的人喝咖啡。当父亲终于走进会客室，拉曼先生责备地说：“阿莫德·汗，你也该回来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简直担心坏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冷漠地看了我父亲一眼，就像他一天都忙碌在外，却不给家里打个电话，告知会晚点回家吃晚饭一样。

那个夏天，最终确定母亲和其他五位女士一起参选国会议员。她在1963年的秋天正式就职。父母决定送我去时髦、流行的日内瓦国际学校。这个决定让我十分想念破旧、灰暗的兰开斯特，以及我的那些爱开玩笑的英国朋友们。1963 年 6 月 5 日，情报局写下了第一页有关父亲的秘密文件。在那份文档中，有许多特工匿名举报父亲和神职人员勾结，联手对付沙王。那时候，我们谁也无法预料那几页文件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婚礼结束后，比冉立刻动身去了法国，和我们组织的领导人开会。武装军事组织和不断增加的镇压使反对派的政治论述更加极端化，同时也激化了海外学生运动。母亲又待了两个月。她在纽约租了间公寓，因为弟弟在纽约上学。我和比冉一直没时间找房子，所以我们决定我暂时搬去跟母亲住，在那儿写论文，直到比冉回来。纽约是 1930 年的激进运动所在地，也是我写论文最好的地方，因为我讨论的是迈克·高德以及 1930 年的无产阶级作家。

母亲抓住一切机会让比冉的家人为他的离开感到内疚。“结婚才两个星期，他就为了点儿小事离开我女儿。”她嘟嘟囔囔地哀叹，比冉会步他父亲的后尘——有其父必有其子。她打电话给他母亲，说我身体不好，而且劳累过度。要是她没有决定留下来，谁会照顾我？“难道这就是我可怜的女儿需要面对的未来吗？”比冉的母亲因为自己的事情，状态也很差。她真心认为政府的特务会暗杀比冉，特别是当他在欧洲出差时。

那一年，吉米·卡特总统在美国国务院建立了人权办公室，这预示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变。在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处的阿姆斯特丹大道，有一家葡萄牙糕点店。我和我的同志们常在那里讨论所谓的“吉米政府”对伊朗异议者运动的影响。一群民族主义者给沙王写信，要求他履行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在德黑兰建立的人权委员会要求卡特总统所定义的人权在伊朗也可以实现。一些政治犯被释放了。监狱里面的犯人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作家协会在德黑兰的歌德学院组织了一系列的诗歌之夜，大声地谴责言论自由的缺失。最后一晚，当作家和诗人们在谈论镇压时，士兵守在外面的雨中。他们接到命令，除非发生暴动，否则不能使用武力。结果那一晚平静地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但在阿亚麦贺大学举办的第二期阅读会，却被秘密警察搅毁了。

尽管抗议是由普通民众发起的，但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的追随者此时已经在伊朗占据了显著地位。我们太过自以为是，完全没有把他看作威胁，同时又故意忽略他的图谋，因此我们支持他。然而，一切其实都是明摆着的：在霍梅尼的书《法学原则》中，他提倡建立一个由神主宰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他谴责女性投票权是另一种形式的卖淫。他无数次宣称反对少数族群，特别是巴哈伊教徒和犹太人。我们欢迎霍梅尼激烈地痛斥帝国主义和沙王，宁愿忽略他们并不是自由的拥护者这一事实。霍梅尼本人非常狡猾地避免让自己的计划暴露。他在公开声明中说，自己回国后就会隐退到圣城库姆，把国家的事务留给政治家们去打理。

在 20 世纪开始的几十年，阿姆·赛德和他那一辈的人——德胡达、赫达亚特、道拉塔巴蒂、拉法特、伊拉吉·米尔扎、伊斯吉——对某些神职人员的反动角色洞若观火。很多人写了犀利的讽刺作品，批评宗教的伪善以及落后。我们年轻一代的革命者有他们的作品可以参考，但我们太沉醉于当下，被热情蒙上了双眼。所以，当动乱发展到大不里士和库姆等关键城市，身在纽约、华盛顿和伯克利的我们把他们归为“我们的”力量。在一次我弟弟及其室友在纽约举行的派对上，《每月评论》的编辑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麦格道夫都参加了，斯威齐还举杯庆祝“第一次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过了好几个月，我们才醒悟过来。两年后，我在《新左评论》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英语文章，讲的是革命后，女人在伊朗的悲惨遭遇，署名 AZ。

1977 年 11 月 15 日，伊朗学生联盟在华盛顿策划了大型游行示威运动。沙王此时正在美国访问。刚从法国回来的比冉直接赶到华盛顿，与我会合。将近两千学生在骑警的看护下，聚集在白宫门前。我和分属不同派系的另外两个女人发表演说，大喊我们的标语。沙王的几个支持者聚集在白宫前的草地上，他们的声音被我们的口号声淹没：沙王去死；情报特务、美国顾问滚出伊朗；伊朗是下一个越南；美国滚出伊朗。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其中沙王和卡特总统站在白宫的草地上。针对示威者的催泪弹扩散到了草地，沙王低着头用手绢擦眼睛，看起来像是在哭泣。我们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得了癌症。我们也无法想象，当他看到数不清的他以为会对他忠诚的子民反对他时，有多么困惑。当我第二天返回纽约时，嗓子几乎说不出话。我没有告诉母亲游行的事，因为她肯定会强烈反对。她给比冉家人又打了个电话，抱怨她女儿的孱弱身体，以及她女婿对此的漠不关心。

一些天后，她返回伊朗。我去华盛顿和比冉会合。他开始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我终于开始专心写论文。我把租住的公寓客厅布置成我的办公室。每天早晨醒来洗好澡，我就端着咖啡回到床上读有关伊朗的新闻。我们卧室的一角很快堆满了沾着咖啡渍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有的早晨，我会去国会图书馆。为了我的论文，花很多个小时阅读《大众》和《新大众》的微缩胶卷，还有其他 30 年代的出版物。通常，比冉下班后会来接我。我们在杜邦圈散散步，吃点东西，然后回家。

1978 年 8 月，港口城市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遭人纵火。该处位于油田边，超过四百名观众被烧死。沙王政府否认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并认为这是宗教反对势力所为。宗教和非宗教势力同时反击，声称政府故意栽赃嫁祸，目的是要破坏民众对他们的信任。火灾发生在圣月别具意义。极少有人相信政府说的话。这一残暴的事件，成为沙王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能够凶残到何等程度的象征。好多个礼拜，雷克斯电影院都提醒着我们，和这样残忍的政府不需要对话，不需要妥协。报纸和宣传小册子上都在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恶行，那天下午去看电影的受害者照片就刊登在上面。无情残忍的暴政成为推翻沙王政府的又一理由。

革命后，受害者家庭要求正义。让他们生气和惊讶的是，新上台的伊斯兰政府无视他们：他们的抗议和静坐遭到袭击，好几个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辞职。因为公共压力，好多看起来无辜或有罪的人都被逮捕处决。在有些案件中，罪名显而易见是捏造的——有个官员案发时根本就不在这个城市，仍被控有罪并遭处决。一个直接涉案的年轻人，说他已经向有关方面自首了，但是没人拿他当回事。愤怒和歇斯底里遮盖了所有的事实。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

后来，事实证明纵火案并非沙王政府策划，而是宗教势力的支持者所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加快革命进程。调查从一开始就含糊不清，所以查出来的真相也支离破碎。伊斯兰政府和官方新闻机构隐匿证据，试图怪罪沙王。此案中，沙王警察的最大罪责在于判断失误。由于惊慌错乱，他们采取了极端愚蠢的行动：看到有人在角落点起了小火，为了不让罪犯逃掉，他们下令关闭所有的门，等待救火队员抵达。然而那时，大火已经蔓延到整个大楼，几乎烧死了里面所有的人。

发现真相的时候，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我读报纸了吗？有没有愤怒地和朋友讨论，然后继续吃我的冰激凌？事情是在我因为《汤姆·琼斯》讲得特别好而满心欢喜的那一天发生的吗？这类行为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谁也不干净：每一个人都被纠缠在里面，不管是受害者，还是像我这样的旁观者。

雷克斯电影院的悲剧发生后不久，比冉又去了巴黎讨论我们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回来时，他如梦初醒。与他同行的其他领导人，一回来就发起了针对他的斯大林式运动。当他在巴黎时，他的母亲被查出子宫癌，并已经转移到脑部。领导层中有些人利用他母亲的疾病攻击他，指责他为了照顾母亲怠慢了自己的政治承诺。照顾自己的母亲，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毒瘤。

对于像比冉这样对信仰和家人同样忠诚的人来说，这样的处境格外艰难。尽管他几乎不谈这个，但他夜里总是失眠。他的母亲几个月后就死了。我也同样受到压力，需要在比冉和自己的政治信仰之间做出选择。最终，我们俩都被孤立了，也同时清醒过来。也许我的论文缺少的正是这点儿清醒，因为我终于被迫开始专心写作了。

我的论文主题是《一个 30 年代的无产阶级作家及其思想立场》。越深入地钻研论文，我就越对这个主题感到灰心。我开始阅读理查德·赖特、阿瑟·库斯勒、伊尼阿齐奥·西洛内，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经验与我在学生运动中的经验产生了共鸣。我开始想，一个人可以忠实于激进的理想，又不依附于毁灭性的极端的意识形态吗？

1978 年秋天，为了向伊朗示好，伊拉克驱逐了霍梅尼。他以卑微的身份从卡尔巴拉起步，建立起神职人员及其同盟的庞大网络，并一夜之间登上了世界舞台。他所投射出的圣人形象，夺人眼球、超凡脱俗。他坐在法国小乡村诺夫勒堡的一棵苹果树下的照片，完美地浓缩了这一形象。很快，国际媒体和各色各样的伊朗人——普通民众、民族主义者甚至激进派——都来到诺夫勒堡朝圣。他们有的是为了向圣人致敬，有的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有的则是为了近距离打量一下这位伊朗未来可能的领导人。这个圣人的悖论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不理睬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又密谋将其据为己有，而正是这一矛盾的形象迷住了他数不尽的拥护者。

1 月，德黑兰司法部在官方报纸《信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红色帝国主义和黑色帝国主义》的文章。红色帝国主义指的是共产主义者，黑色帝国主义指的是霍梅尼领导的激进派神职人员。文章将红色帝国主义和黑色帝国主义定义为民主和自由的两大敌人。该文引发了在圣城库姆的游行，该游行造成了六人死亡。为了和穆斯林哀悼的周期一致，四十天后大不里士也爆发了示威游行，造成了三人死亡。第四十天，为纪念在大不里士的死难者，亚兹德市也发生游行，沙王被看作是杀害殉道者伊玛目侯赛因的凶手。1978 年的前半年，沙王在镇压与和解之间摇摆。9 月 6 日，数千名游行人员于开斋节游行示威，给圣月画上了句号。伊斯兰社会联盟在“自由与独立”的标语前面加上了一句“伊斯兰统治”。

我与在巴黎出差的父亲通电话时，听起来伊朗的改变让他非常兴奋。他不停地重复说，几个世纪以来，伊朗一直掌握在独裁者及保守的神职人员手中，这是它同时摆脱两者的好机会。“我几乎为沙王感到难过，”他说，“那么多奉承的人在他周围，不停地告诉他，他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子。”得了癌症，被民众的行为伤害，对国际援助感到不安（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沙王的意志力看起来消磨殆尽。他不想要更多的暴力，他拒绝有些人的建议，没有让军队肆意镇压游行民众。然而，就像那时候的很多人说的那样，这种善意的表现来得太晚了。

1979 年 1 月 16 日，沙王离开了伊朗。临走前，为了缓和与反对派的关系，他指派摩萨台的自由派民族主义盟友沙普尔·巴卡提尔为首相。那时，我和比冉发生第一次严重的争吵——如果那可以算作争吵的话。大约一个月前我们有过小争执，原因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之后，比冉一直跟我冷战。他既不和我吵，也不大喊大叫，只是安静地退到一边。我说退到一边，并不只是说从争吵中退到一边，而是指一切。当他变得越来越冷淡，将我们之间的交流降低到逼不得已的几句话时，我开始胡思乱想。早晨我总是在疲倦中醒来，因为白天刻意回避的争吵，都在夜里的梦境中上演了。这种绝望的处境再次提醒我，婚姻没有意义。至少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想，最好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尽快脱手避免损失为好。

那天夜里，我们沉默地开车去朋友家。晚餐时，大家照例讨论沙王和霍梅尼。我们聚在电视机前，收看对巴卡提尔的任命——两年内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首相。“我认为，如果左翼和非宗教势力足够明智的话，”比冉温和而坚定地说，“他们会支持巴卡提尔。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我们都必须团结起来支持他。”

“胡说八道！巴卡提尔只会妥协。”我说。“他妥协什么了？”比冉说，“他解散了秘密警察，将带来一个自由的新政府，还会阻止霍梅尼获取更大的权力。”但我跟很多其他人一样，想要和沙王彻底决裂。没有什么比彻底推翻政府来的彻底。我义正辞严地悉数沙王犯下的罪过。比冉轻蔑地看着我说，我不需要那么麻烦地跟他讲沙王做过什么坏事，他不想要争辩。但这明显让我更窝火。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路沉默地开车。突然我说：“我想离婚。”比冉停顿了一下，他完全被惊到了。因为不管他本来想要什么，都绝对不是这个。“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会往这方面想。我们关系这么好。”他说。“在过去的这个月，我俩几乎都不说话。”我说。他让我相信，他爱我。尽管生气时，他不想说话。但不管有多生气，他都不会想要离婚。他有些绝望地说：“跟说话比起来，你还有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1979 年 2 月 1 日，霍梅尼胜利回归德黑兰。上百万的群众涌至街头欢迎他。记者问他，十八年后重新回家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没什么感觉。”阿亚图拉霍梅尼被提升为伊玛目，这是什叶派穆斯林给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的尊称。现在，随意直呼其名或者攻击他，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数以千计的伊朗人声称在月亮上看到了他的影子。这些人当中包括一些我认识的、完全清醒的人，例如我的姨妈，她属于非宗教人士，且受过高等教育。后来，当我说了句贬损他的话时，她说：“亲爱的，别说这样的话。我母亲告诉我，有个女人中伤他，结果一只猫从垃圾堆里跳出来狠狠地咬了她的胳膊，很快她就死了。”

如果说姨妈在月亮上看到霍梅尼的影子是一种幻觉，那么家里其他人在一年前看到的可能性，也不过是一种错觉。我的堂兄哈米德是叔叔阿布·特拉布的孩子中对政治最没有兴趣的一个。他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传媒电影专业的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回国帮助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建立了电影传媒系。但现在，伊朗几乎没有他以及他的美国妻子凯利的立足之地。他的弟弟马吉德和麦荷迪隶属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当他们从美国回来时，哈米德和他的妻子却收拾行装，去了美国。年轻的一代（我们这一代）对革命和暴动有着浪漫的幻想，我们在月亮上看到的是未来。在那个未来里，我们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国家，并自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是这个美梦的形成方式大错特错。

曾用他早熟的诗歌让所有人吃了一惊的马吉德，现在是伊斯法罕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团体中的新生力量。他一直很叛逆，拒绝父母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从来不会半途而废。二十岁左右，他放弃了诗歌，投入政治，选择加入最好斗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他发誓，在工人革命前，他不会再写任何一行诗。“你为革命做了什么？”在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有革命的时候，他就这样严肃地问我。学习、阅读文学作品，这些全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行为。有次，我们因为他说烫衣服是资本主义行为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要把我逼疯了。但是我很佩服他的不屈不挠和专心致志。这两点上都是我需要加强的。不管是追求诗歌还是政治，他都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现在，我真希望自己曾经问他：“你为什么放弃了诗歌？难道你忘了，诗歌和政治都曾给这个国家带来过同样多的改变吗？”

回到德黑兰，马吉德和一个名为伊扎特的女人陷入爱河。他们在革命活动中结识。他的小妹妹诺欣也是在类似的活动中和她的丈夫胡森相识的。他们四个人一起参加了1977年在德黑兰郊区的贫民区发生的暴动。

在写给妻子的手稿中，马吉德描述了他们的爱情种子如何在那段不真实的日子里发芽开花，那是从 1979 年 2 月 1 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到伊朗开始，一直到 2 月 21 日他开始掌权为止。我从没见过伊扎特。照片中，她看起来苗条而男孩气。他说她像个男孩，身材苗条，脖子修长，个子也不矮，跟他的妹妹纳菲瑟一样。在一首诗中，他让她穿着卡其色的大衣，“面颊消瘦，苗条而娇小”。

2 月 8 日，马吉德和十二个大学生去了德黑兰郊区的一个工厂。由于动荡的局势，这家工厂已经八个月没有生意，老板也没有给工人发工资。两个工人将老板带到前院。“他又胖又高，肥胖的双颊红彤彤的，”马吉德写道，“他害怕极了，几乎不能说话。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的工人大胆地说出他们的想法，工厂老板则礼貌地听着。政府快要垮台了，不能再做他的靠山了。但是工人有我们的支持。最终，我们决定让工人组织一个委员会，控制生产和销售。”在马吉德回家的路上，一群士兵朝空中开枪。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团体伊朗人民敢死队的蒙面人，骑车呼吁人们赶往法拉哈巴德要塞去支持空军的造反。一个男人正在教满脸渴望的学生调制莫洛托夫鸡尾酒 ? ，马吉德从他们身边走过。第二天早晨，当他的妻子伊扎特从伊斯法罕回来时，他冷得浑身发抖，一把将其紧紧抱住。“这就是暴动发生的这一刻。”他写道。爱和革命，还有什么比这更浪漫？

那一天，马吉德、伊扎特、胡森以及诺欣骑着摩托车赶往法拉哈巴德要塞支持起义的士兵。他们爬进一辆坦克，开往已经被抗议者占领的恐怖的爱文监狱。狱卒匆忙逃离，厨房里洗了一半的大米还留在滤锅里。“武装群众试图把人推出去，占领监狱，”他写道，“他们想要建立新政权的第一个监狱联盟。”第二天，他们去到曲瑟尔的另一个监狱。“我看到权力并不是一个神圣的礼物。魔法消失了。监狱、要塞、皇宫全部变成了裸露的建筑物，再没有特殊的保护。沙王、首相、秘密警察、军队将领都是普通人，血管里并没有流淌着高贵的血液。现在，新的力量在空气里传播了新的魔法。它换上了宗教的穆斯林头巾和装束，留起了大胡子，隐藏起自己作为人类的事实。”

当我们沉浸在玩坦克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的喜悦中时，宣传标语逐渐聚焦到阿亚图拉霍梅尼身上，大肆宣传他作为革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的形象。摩萨台曾遭到了霍梅尼的导师阿亚图拉喀沙尼的背叛。现在以摩萨台为导师的民族主义首领，转而谴责他们的老朋友巴卡提尔，并团结到霍梅尼的周围。这一切都源自一种自鸣得意的确定性：一旦霍梅尼回到伊朗的土壤上，他就会撤回到圣城库姆。他确实回到了库姆一段时间，但并不是撤退。很快，他一开始呼吁的反对撒旦及其国内党羽的暴力，转向了他自己的支持者：世俗派和穆斯林。

巴卡提尔四处躲藏，最终在是年 4 月秘密离开了伊朗（1991 年 8 月 7 日，他在巴黎的公寓被伊斯兰共和国的特务暗杀）。大街上一片混乱。唯一能够维持秩序的力量就是当时已经分崩离析的军队。他们的营房被好战的武装组织以及成千上万被革命热情冲昏头脑的普通民众所占领。2 月 8 日，霍梅尼宣布临时政府成立，由温和的穆斯林异议分子麦荷迪·巴扎干带领。在介绍巴扎干的演说中，他称自己是“在神圣先知的监护下”最具权威的人。他说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临时政府，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政府，“反抗神的政府就是反抗神。反抗神，就是亵渎神灵”。为了巩固力量，霍梅尼建立了与军队和警察相平行的组织：革命委员会和革命自卫队。它们都是武装力量，权力既没有具体化，也没有限制。一开始，革命委员会是没有武装的团体，它的任务是帮助平息动乱，保护社区，同时逮捕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一开始主要指旧政府的支持者，后来延伸到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力量。很快，委员会就变成了道德监督者。他们以一系列的罪行逮捕民众，从亵渎神灵罪到拥有酒精饮料及西方音乐罪。2 月 11 日，最高军事委员会一致决定，宣布中立，并命令所有的军队人员回到营地。那一天，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的临时政府宣布了胜利。好多个星期，尽管人权组织以及新革命政府中的温和派都提出抗议，但是旧政府的上百名官员还是被草草处决。

在大街上咆哮的伊斯兰治安队被新领袖们称为人民的声音。霍梅尼颁布新法令，要求女人必须戴面纱，后来又不得不将其撤回。因为妇女组织了大型的游行以及静坐，大喊：“自由不分东西，自由属于全世界。”但治安队还是攻击没有戴面纱的女人，有时候甚至用酸、剪刀或者匕首。家庭保护法很快被废除，宗教法变成了全国性的法律。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从十八岁降低为九岁；一夫多妻制与“临时婚姻”被合法化；女法官的职务被解除；通奸罪和卖淫罪依律将被乱石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