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10点，“迟到65年的大师‘新’作——西格弗里德·伦茨《投敌者》新书发布暨阅读分享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本次活动的嘉宾有《投敌者》译者、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赵登荣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辉。两位嘉宾都对德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颇深，对西格弗里德·伦茨及其创作也非常熟悉。

赵登荣教授首先评价，《投敌者》不是一本可以躺着读的书，而是一本必须坐着读，带着脑子读的书。当时外研社联系他翻译这本书，知道是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遗作，就很感兴趣；拿到书的电子版样张一读，就更确定自己要做这个事情。

对于这部小说被尘封65年的原因，他分析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书的内容，《投敌者》描写了一位在二战中投向红军的德国士兵，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1951年前后的西德是不被接受的。彼时，两个德国先后成立，联邦德国进入阿登纳时代，保守倾向比较严重。第二则是审稿人本身的原因，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委托评审书稿的奥托·戈尔纳博士，不认可这种所谓的“叛国”的行为。戈尔纳认为，作者没有为主人公树立一个正面的对立面人物，“和平主义、失败主义的思想没有更正”，因此这是一部带有“对祖国明显不忠的污点”的小说。第三个原因是“投敌者”故事分量的加重。在第二稿中，相对于在俄罗斯沼泽地的游击队员章节，伦茨增加了对于“投敌者”故事分量，而且塑造了一个对祖国、责任、战争等问题不断辩证思考的大学生沃尔夫冈的形象，使稿子被彻底修订，偏离了初稿时的设定。

张辉教授说，《投敌者》拿到手的当天，我就一口气读完了。在西格弗里德·伦茨去世之后，他合作一生的霍夫曼-坎佩出版社发表悼词称伦茨是德国当代最重要、最好读的作家。伦茨写出了拿到手后就放不下的作品。二战结束以来，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小说、回忆录、电影，直面战争的残酷及其对人性的伤害。但《投敌者》切入的角度非常独特，是从侧面入手，写一个几个人的小分队与游击队对峙的故事，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可读性很强。

张辉教授非常推崇译者将书名译为“投敌者”，他指出，书名的德语原文其实也可以译成“叛国者”、“变节者”，但这些词都有非常浓厚的价值和伦理判断，“投敌”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判断，只是对主人公行为的基本的描述和呈现。通观全书，第九章是转折性的一章，通过普罗斯卡和沃尔夫冈的沟通，普罗斯卡做出了投靠红军的选择，但后来到了苏联之后，他又再次选择回到西德。这样，两次“投敌”的经历，使读者很难进行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伦理判断。

赵登荣教授对书的译名做了更深入的阐释，表示译为“投敌者”应该比较符合伦茨的本意。伦茨年轻时也曾经有“当逃兵”的经历。二战时在海军服役的伦茨，听说一个战友因反抗上级被打死后，就逃离了部队，潜入丹麦的森林。这件事使他开始觉醒，对权力、制度、责任等命题开始反思。

具体到小说中，《投敌者》的主人公普罗斯卡走上这一步，也是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的关键选择。他本性善良，不愿杀戮，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开枪打人。比如他枪击年轻的波兰小伙子时，就是处于“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境地。伦茨对这样的场景和人物是充满同情的，因此书名译为“投敌”而不是“变节”，更能体现他的原意。

张辉教授将小说结构和小说思想结合起来分析。他表示，在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往往会说出作者对事情的看法和判断。在《投敌者》中，作者赋予了沃尔夫冈这样的任务。在和普罗斯卡的对话中，沃尔夫冈抒发了大量的议论，给了主人公很多启示。而这些议论，实质上表达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普通人被国家理论所牵制，是一种戕害和牺牲，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些“理论”才是人性共同的“敌人”。

关于“敌”，还有其他层面的解读。普罗斯卡遇到一个波兰女游击队员汪达，并和她发生了爱情。而他不小心打死的“敌”——那个波兰年轻人，是汪达的弟弟。这样，“敌”的内涵就更加模糊，也更加丰富。更进一步，普罗斯卡在投靠红军后误杀了自己的姐夫。当时他也以为自己击毙的是敌人，但杀的却是本来应该爱的人。也就是说，国家理论制造了敌人，这是政治家的常用伎俩。伦茨的小故事却戳破了“敌”这个需要认真审视和批判的概念。

赵登荣教授补充说，议论是德国小说的传统。伦茨的小说在议论的篇幅上掌控得很好。德国一位评论家说：“以前看小说，好像总缺少些什么。伦茨的小说多了一些深度和厚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者要去阅读严肃作家、道德良心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投敌者》里的议论兼顾了深刻性和可读性。

张辉教授强调，《投敌者》是伦茨25岁时写成的小说，先于他最负盛名的《德语课》。但是如果要真正读懂《德语课》，同样要读《投敌者》。反之亦然。《德语课》描写的是更小的事情——身为警察的“爸爸”应该怎样履行职责？和《投敌者》一样，追问具体个人是如何作为的，而不是将罪责统统推给纳粹。毕竟，希勒特“这个恶魔”，甚至连德国人都不是。当然不是不去反思希特勒等人的罪恶，但将所有问题归结到这个层面是不够的。

赵登荣教授总结道，2016年《投敌者》尘封65年终获出版，这时距战争结束和希特勒垮台已经70年了。但是，这本书还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连续5个月都名列德国畅销榜单第一名。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德国人对“投敌”题材更加宽容；另一方面说明德国人对历时12年的那场浩劫，还愿意去阅读、回忆，还愿意去思考。要向历史学习，就是要先记述下来，然后被人阅读，再引发人们的记忆，启发人们思考，才会有更进一步的探讨。

两位嘉宾在对谈中，涉及了《投敌者》的成书历史、创作方式、内容思想以及如何看待历史、如何正视人性等问题，本书责编孙嘉琪向他们表示了诚挚的感谢，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感受：“这本书时隔65年才出版，是作者及作品的不幸，但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幸运。如果当时顺利出版，可能会同《自由的樱桃树》一样，没有什么反响。伦茨有他的自尊、自觉，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说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出版的，至于是否是在自己生前出版，并不重要。”

两位嘉宾与读者分享西格弗里德•伦茨及其作品

《投敌者》译者、北京大学德语系赵登荣教授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张辉教授

与会人员合影